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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个初夏开始，杜湘东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内容，就是不定时地去探访姚斌彬他妈。有时很勤，三两天一趟，有时稀疏，但间隔最长也就半个多月。去时所做的事儿也很寻常，首先是照料女人的生活起居，洗衣晒被，到农贸市场买菜。要是涉及不太方便的事情，比如洗澡和上厕所，那就只能请邻居的女同志来帮忙了——有空的多是一些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扶着颤颤巍巍的姚斌彬他妈前往公共卫生间，常常解个手就得耗费半个小时。一旦人家表露出嫌麻烦的意思，这活儿就不能白干，杜湘东得偷偷塞给老太太几个钱。

　　家属区的其他住户也认识了杜湘东。他们听说他是个管教，刚开始还会感叹两句“人民警察爱人民”乃至“人民罪犯人民爱”，也不知是在赞美还是揶揄。后来就成了见怪不怪，碰面时打个招呼“吃了吗”“又来啦”，好像杜湘东是姚斌彬家的一个成员似的。

　　杜湘东这时会想，许文革来这个家时，会是怎样的状态呢？

　　而他固然不会把自己想象成许文革。他是来刺探许文革的。这个任务在姚斌彬他妈那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许文革的住处是单身宿舍里六个床位中的一个，床头贴了张通缉令，好像在提醒室友，这个逃犯会随时跑回来睡觉。姚斌彬他妈交给杜湘东的那把钥匙却对应着别处，是厂区外侧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那是厂子草创初期，第一批建设者们的临时住所，到了杜湘东前去调查时，房屋都敞着门，废弃着，唯有那间小屋门上挂了把锁。开门进去，别有洞天：里面并无家具，靠窗的亮处摆了一台小车床和一个工具箱，车床的电源是从墙外引过来的，工具箱里除了扳手改锥，还有游标卡尺、焊枪以及形形色色杜湘东所不认识的家伙什儿。对面靠墙的那一侧，则堆放着更加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缝纫机的机头、老式自鸣钟、只有后轮没有前轮的自行车、农田里灌溉用的小水泵……光笨重的话匣子就有三台。杜湘东抄起一台打开，居然能响，可以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几乎是个小型维修车间。后来姚斌彬他妈告诉杜湘东，这俩孩子从小就爱摆弄机械——这也许是因为出生在厂子里，除了螺丝齿轮，再没别的可玩的了。为了这个爱好，当妈的没少跟儿子置气，她认为姚斌彬应该考大学，出人头地。但也管不住，尤其是姚斌彬差几分高考落榜，顶班进了厂子之后，干脆和许文革把操练的场所搬到了这间平房，还凑钱买了一台老式车床，下了班就关起门来鼓捣，周末更是不分昼夜。他们的废寝忘食终于有了收益，不多久，竟然能出去给人家干维修了。自行车，收音机，饭馆的冷柜，附近公社的农用机械，只要坏的不是核心部件，往往都能修复如初。不仅收费不高，而且交活儿还快，绝不会像国营修理厂那样摆谱儿、拖工期。渐渐地闯出了名气，十里八乡都有人慕名而来，这时姚斌彬他妈倒不好说什么了，可厂子里却有人看不过眼了。那些人的说法也有道理：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身份是国营工厂工人，工资是国家发的，技术也是国家教的，怎么能再去接私活儿挣外快呢？现在是不讲究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但该遵守的规矩还是得遵守。况且谁知道俩人给外面干活儿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用过国家的机油、齿轮、焊条？如果那样，性质就变了，就成了损公肥私。于是领导出面，谈话批评，勒令制止。俩孩子还不服，偷偷摸摸接着干，被发现后挨了处分，并且强调如果再犯就要开除。

　　讲这些事儿时，杜湘东正坐在姚斌彬他妈面前，再一次打量屋里的摆设。对于一个都有工资并且还能赚到外快的家庭而言，这个房间无疑是过于简陋了。说句夸张的话，连灯泡儿都算是一件重要的家用电器。他也被允许翻看过姚斌彬留下的私人物品，别说没有手表和蛤蟆镜这些年轻工人中的时髦玩意儿，就连衣服都是质地粗劣的地摊儿货，有好多还打着补丁。那么钱都花在哪儿了？是吃了喝了，还是让许文革拿去讨好他的那个厂花女朋友了？可在姚斌彬他妈嘴里，“那俩孩子”又都是特别顾家的人，就连厂里发的夜班饭票都一张一张地攒下来，每逢单月份的月底到服务社去换一桶豆油，外加两条肥皂。

　　况且还有一台进口汽车发动机的案子呢，那玩意儿要能卖出去，可是一笔巨款。一切盗窃犯的动机当然都是弄钱，但弄钱的动机各有不同。姚斌彬和许文革是为了什么呢？

　　直拖到那年秋天，问题才有了答案。入夏以后，杜湘东就再没去过姚斌彬家，原因是那段日子北京有点儿乱，公安机关高度戒备，所有警察都得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好容易熬到街面上大致太平，杜湘东先到丈人家安顿一番，这才从城里坐上长途车，直接前往六机厂。下车绕过厂区，景象倒是基本如常，不同的是对外来人员的盘查更严了，连家属院门口也设了岗，拦住没穿警服的杜湘东盘问了半天。幸亏保卫科的胖子巡查经过，打个哈哈就让他进去了。而来到几栋筒子楼中间，却见一辆锃光瓦亮的皇冠轿车停在空地上。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以前别说皇冠了，就连东欧产的波罗乃兹也没在这片宿舍里出现过。杜湘东心里咯噔了一下，站在车前观摩了好一会儿，弄得车里的司机也紧张地看着他，还嘀嘀按了两声喇叭。他正想转身离开，就听见一片喧闹，一群人从姚斌彬家所在的那幢筒子楼里拥出来。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中年男人，面色铁青，跟在后面的则是楼里的邻居，对着他们的背影指指戳戳。态度最激愤的是那个整日翻捡垃圾堆的老太太，她首如飞蓬，躬着驼背追上去，响亮地“呸”一声，被甩开后再紧追两步，又“呸”一声。伴随着“呸”，她还在振振有词地质问：“这还让我怎么过？”

　　“你们算个屁领导。”

　　片刻追到车前，竟然一把搂住了其中一个男人的大腿，滚在地上不起来了。两位领导拉她不是，不拉她也不是，只好一边擦汗，一边探头向四下张望。恰好看见保卫科的胖子，他们就像遇见了救星，大声招呼他过来“处理一下”。胖子不情愿地咂吧着嘴，跑过来硬拽开老太太的手，同时对领导们说：“撤退，我掩护。”

　　领导们便钻进了皇冠轿车，砰砰关门，仓皇而去。群众却也不追穷寇，就连老太太都不再打滚儿，摇头叹气地和众人一起散了。空地上只剩下杜湘东与胖子两人，一时间尴尬地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杜湘东才问：“刚才那是什么领导？”

　　胖子道：“厂长和书记呗。”

　　杜湘东说：“这是来干吗呀？”

　　胖子居然也“呸”了一声，说：“还能干吗？打白条来了。”

　　不等杜湘东再问，他就喋喋不休起来：厂子一直受困于经营不善、市场疲软等问题，如今外面的架子虽然未甚倒，但内囊早已尽上来了。尤其这两年，原先那些福利全部取消，工资也只能发一半，更要命的是退休职工医药费都报销不出来了，只能先让本人垫付，再由厂里打个条子，意思是欠着。可是厂里能欠着工人的，工人却不能欠着医院的，曾经有人把条子拿过去冲账，人家根本不认。也集体找上面反映过好几回，前一阵总算有了说法，所有欠款将预支一笔专款结清，于是大家翘首以盼，盼来的却是厂长和书记亲自登门，一边继续打白条，一边鼓励大家发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精神，“再忍忍，忍忍就好了”。

　　“再忍忍就死啦，人一死，他们丫的倒是好了。”说到这里，胖子终于重新站队，大张旗鼓地帮着工人声讨起领导来。可惜面前只有杜湘东一个听众，他的正义感无法得到广泛的呼应。而这的确是以前从未听说过也从未想到过的情况。就连杜湘东这代人，都认为一旦进了国家单位，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兜着——敢情国家也有兜不住或者不想兜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重病号、老病号，姚斌彬他妈承受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俩孩子外加一个女人的收入，大概仅够维持生活的，要看病就得靠外快贴补，外快不让赚就只能铤而走险了。一条逻辑线索在杜湘东心里清晰了起来。

　　上楼之前，他多问了一句：“对了，刚才那辆车就是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赃物吗？”

　　“那可不，厂里哪儿还有第二辆皇冠？”胖子说。

　　“不是说效益不好吗？”

　　“这情况就更复杂了。车本来是机关里一个副局长的专车，放在厂里是要换几个零件，结果出了那档子事儿，被警察暂时扣下了。人家倒好，等不及，直接又配了一辆公爵，也是日本原装，这辆皇冠就作价卖给我们厂了。上级压下来，不买都不行。买了又不能浪费，哪怕天天挨骂，厂长也只能坐着……没准工人的医疗费就是被挪用到这辆车上了。”胖子说完，对这个复杂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操！”

　　杜湘东默默离开，顺着楼梯往上爬。他的脚步益发缓慢，等站在姚斌彬家门口时，几乎踟蹰着不敢进去了。他不忍心面对刚被公家打了欠条的女人的脸。门没关，从布帘子底下看过去，姚斌彬他妈似乎正坐在桌前，右腿放任自流地歪向一边。喘了口气，杜湘东终于还是走了进去，挤出一个久别重逢的微笑，叫了声“崔阿姨”。

　　姚斌彬他妈一颤，以一个中风患者所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把桌面上的一叠白纸拢起来。那就是厂里的欠款证明了吧，一定还盖着堂皇的大红公章。杜湘东感到自己这么看着她，显得有点儿冷酷。于是他又踅摸起了家里积攒下来的活计：站立器有个橡胶扶手掉了，台灯的灯泡憋了，水壶里积了厚厚一层水碱……等一口气把活儿干完，桌面早已空空****，姚斌彬他妈还像雕像似的坐在桌前。

　　杜湘东讪讪的，又要出去做饭，姚斌彬他妈却头也不扭地说：“你也知道了吧。”

　　说的就是欠条的事儿。杜湘东回答：“知道了，刚才还在楼下碰见厂长书记了。”

　　姚斌彬他妈叹了口气：“其实也不是存心想瞒着你，而是不想让你知道，姚斌彬和许文革偷东西、从看守所逃跑……都是为了我。”她喉头一抖，带出了哭腔，再看脸上，眼里亮闪闪的，似乎又要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