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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在门外遇到了那个代表许文革来找他的男人。
那男人杜湘东见过,前些天从奔驰车里下来的就有他。此刻他仍穿着西装,腋下夹着公文包,神情不苟言笑:“杜管教吧?我是许文革的律师。”
杜湘东以醉鬼特有的嘴脸睥睨对方:“律师?律师找法官聊去。”
“但有两件事,还得向您说明。”律师仿佛没看见杜湘东按着裤裆夹着双腿的丑态,语调不急不缓,“第一件,在被看押期间,我的当事人有权接收衣物、日用品和药品。尤其是药,这是医生开具过处方证明的,看守所方面必须转交。但据我所知,上述物品都被您无故扣留,这给我的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而您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条例,如果说得严重一些,还已经涉嫌虐待。”
“那你告我去。”杜湘东笑了,“你不就是吃这碗饭的嘛。”
律师却也笑了,那笑容还是高度职业化的:“我确实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我的当事人拒绝了。进去的人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我也能理解。”
杜湘东眉毛扬了扬:“哟,许文革这是跟我卖好儿呢?告诉他没这个必要。你们不告我我还难受呢,当了这么多年警察,就是骨头贱。”
“既然是许先生的意思,那么第一件事就过去了。我想着重说的是第二件。”律师说着,将腋下的公文包打开,取出两张打印纸,递给杜湘东,“您先看看这个。”
杜湘东抬起手,展示了湿漉漉的尿渍,于是律师只好平举着两张纸,照镜子似的让他看。醉眼蒙眬,人勉强认识字,字却不认识人,但等杜湘东用比小学生念作文还慢的速度把那一千多字的材料读完后,他就尿意全无了。不仅如此,他的脑子里咔然作响,心脏也像注射了过量的肾上腺素似的狂跳了起来。他愣了许久,再开腔,就不是一个醉酒无赖的口吻了:“许文革到底什么意思?”
律师向杜湘东出示的材料,是关于五年前那场矿难的,却与通常的调查报告不同,并未纠结于事故的原因与后果,而是主要叙述了亲历者之一许文革在当晚的所作所为。其中包括他带领三十余名矿工逃生,也包括他从井下把刘秋谷背了上来。
至于许文革的“意思”,律师做出了清晰的表述:“许先生的案子,法院正在审理当中。他的罪名是盗窃和越狱,对于这些,我方并无异议。但在量刑标准方面,法院也必须考虑到各种特殊情况。首先,现在距案发的1989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这十多年里,关于他的盗窃金额是否可以被称为‘特别巨大’,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说,许文革盗窃的是一台皇冠轿车发动机,当年的整车价格大约十万元,即使是核心零部件,估值也应该不超过两万。这在八十年代算是天价,但在今天如果还被列为重大案件,明显就不妥当了。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你让女朋友做过人流,甭管是什么时候做的,在今天也不能按照1983年严打的标准判个劳教了吧?其次,当事人的认罪态度和表现也将对判决起到关键作用。许文革是自首,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而我方辩护的关键之处在于,他在逃期间还有立功行为——试想当时如果不是他挺身而出,不光刘秋谷,就连其余三十多人也很可能会,或者说几乎一定会……”
听到这里,杜湘东眼前的那些字就变成了活蚂蚁,黑乎乎地爬得满天满地都是。他瓮声瓮气地打断对方:“你是想让我给许文革做证?”
“对。”
“这事儿找我干吗?谁在井下找谁去。”
“我查阅过山西方面留存的资料,的确曾经有一位副矿长和若干矿工提及,是一个名叫姚文林的人把他们带了出来,也说过姚文林是个逃犯。我们很想请那些当事人来北京做证,可私营煤矿人员流动性很大,再加上时隔太久,该矿早就关停,老板都跑到澳大利亚去了,一时半会儿没法找到他们。当年一起下井的人里,我们能见到的只有刘秋谷,但刘秋谷目前已经成了许文革的生意合伙人,属于利益相关方,所以只能回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在开庭之前就许文革的立功表现提请法院重视,有效的证人也只剩下您了。矿难发生时,您就在矿上,而且不怕您介意,我还通过关系看过您当年写给上级机关的检查,那上面说,您几乎抓获了化名为姚文林的逃犯许文革……如果有了您的证明,那么姚文林立功就是许文革立功,那么再经过法院核实,许文革就可以获得适当减刑……”
说到后面,律师的口吻变得啰唆,口气也软了下来。他又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张打印纸来,是份证明书,双手递到杜湘东面前。兹证明大同某某煤矿曾有雇佣人员姚文林,系逃犯许文革化名。落款虚席以待。这些字样是用大号字体打印的,黑得更加触目惊心,在他眼里就不像蚂蚁而像甲虫了。许文革这是请他高抬贵手呢。作为一个警察,他没资格接近逃犯,逃犯却先把他这个警察查了个底儿掉,连他的检查都看过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还用私扣物品的事儿来诈他、要挟他。
杜湘东低下了头,下意识的反应只想逃开:“边儿待着去,我要撒尿。”
“您尿还挺多,我等您。”
“尿完也没工夫搭理你,现在是上班时间。”
“那就等您下班。反正我的费用是按小时计的。”
犯赖没用,人家比他还赖。杜湘东侧身撞开律师,重新往厕所走去。他还计划着如果对方追上来,那就在便池边上使个回马枪,滋丫一身。可那律师没动,甚至似乎没用目光追寻他,而是叹了口气,仿佛不知对谁感叹:“许文革说,您也不容易。”
杜湘东蓦然站住,后脖颈子汗毛倒立。
律师继续道:“衣服和药,还有我看过您检查的事儿,许文革其实不都让我跟您提。他本来还想亲自请您为他做证,可是你们见不着面,只能由我转达。干我们这行的,都会看人,我感觉他对您的信任比对我还深。说到您,他只有一句话——这是个好警察。”
杜湘东继续静立。许久,他才慢慢抬起头来,瞪着前方却像目无一物,这使得他的姿态如同一个听声辨位的盲人。此时是下午,身边有扇窗子,光线从偏西的背后投射进来,让他的影子往东南方向伸长,不易察觉地往墙上爬去。影子一颤,杜湘东便回过身,走到律师面前,接过对方递上来的纸笔。签完字,律师无声地离开。
然后,杜湘东再次转身,走向厕所,打算接着尿。但还没尿出来,他就跪了下来,头顶着哗哗作响的陶瓷便池,哭了。